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许多大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部分城市功能由中心城区向城市外围扩散和转移的倾向;尽管其扩散方式具有与西方国家城市化晚期的郊区化(Suburbanization)并不完全相同的特点,但人们普遍的看法仍然是,在中国的这些城市,郊区化进程已经开始发生。
与向城市外围拓展的郊区化趋势相对应,近年来在北京、深圳等地,“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作为都市住区发展的一种时尚潮流也在悄然兴起,并逐渐成为国内地产界一个颇为时髦的词汇。由于“新都市主义”与20世纪80年代末期北美地区兴起的“新城市主义”在英文字面上完全一致,使得许多人将两者混为一谈,认为前者是后者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但事实上,时下国内地产界广为流行的“新都市主义”这个概念似乎更像是一种商业的炒作,与西方“新城市主义”真正的内涵并不相同。本文试图对郊区化、“新城市主义”、“新都市主义”这三个目前颇为时髦的概念进行阐述和辨析,希冀就其在国内住区开发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借鉴作用与业内同仁共同探讨。
一、西方国家郊区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早在20世纪初期,在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城市郊区化现象初见端倪。人们迁往郊区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逃避日趋严重的大城市问题,诸如:恶劣的居住与卫生条件、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种族冲突、犯罪率上升……人们渴望在郊区找到一块净地作为自身的庇护所,以躲避工业化所带来的危害的侵袭。在美国,拥有位于环境优美的郊区的一座被宽敞的花园或庭院所环绕的独立式住宅,成为中产阶级追求的最强烈的梦想。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由于私人小汽车拥有量的剧增,高速公路网的大规模兴建,政府关于郊区低税率政策的吸引,郊区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伴随着大量人口迁往郊区,许多制造业和零售业也从中心城向外迁移,郊区改变了起初仅作为“卧城”社区的角色,同样可以为人们提供就业、购物和娱乐的机会,使郊区居民对中心城市的依赖性大大减少。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空间因素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大大弱化。通过远程通讯网络,人们可以获得各方面的大量信息,高效率地完成业务联系而不一定要像过去那样进行“面对面”(face to face)的交流,这为人们在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区居住与就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但是,美国近几十年来的郊区化蔓延也存在一系列致命的弊端:首先,过长的通勤距离耗费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严重影响了人们预期要达到的生活质量;其次,对小汽车的严重依赖使许多不能开车的人(如老人和小孩)寸步难行,同时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第三,郊区化的无序蔓延已造成郊区的空气污染、环境恶化和富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景观的消失。
而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郊区化模式是以严格功能分区的现代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破坏了传统社区内部的有机联系,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隔离;对公共空间的忽视减少了人们相互交往的机会,加深了人们的孤独感,缺乏具有识别特征的空间的明确界定,使人们难以获得起初所向往的郊区生活的安定感和归属感,反而陷入一种无法认定自我存在的茫然之中;无所不达的电讯网络虽然为人们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方便,却无法慰藉人们孤独的心灵,也无法满足人们希望把握清晰确定的物质居住环境的需要。
由此人们深深地感到,二战后主流地位的郊区化模式必须进行改革,要寻求新的社区模式,才能适应可持续的人居环境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新城市主义”作为与郊区化相对应的居住社区理论应运而生。
二、“新城市主义”的主要理念
“新城市主义”是作为一种以再造城市社区活力的设计理论和社会思潮,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美国兴起的。它是对被忽视了近半个世纪的美国社区传统的复兴,又被称为“新传统主义”。其基本理念是从传统的城市规划设计思想中发掘灵感,并与现代生活的各种要素相结合,重构一个被人们所钟爱的、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的紧凑性邻里社区来取代缺乏吸引力的郊区模式。
“新城市主义”倡导许多独特的设计理念,其中最突出的反映在对社区的组织和建构上。邻里、分区和走廊成为“新城市主义”社区的基本组织元素。他们所构筑的未来社区的理想模式是:紧凑的、功能混合的、适宜步行的邻里;位置和特征适宜的分区;能将自然环境与人造社区结合成一个可持续的整体的功能化和艺术化的走廊。
上世纪30年代由Clarence Perry提出的“邻里单位”(Neighbo rhood Unit)理论,被“新城市主义”予以发扬光大,并重新归纳了作为一个理想邻里的基本设计准则:
(一)有一个邻里中心和一个明确的边界,每个邻里中心应该被公共空间所界定,并由地方性导向的市政和商业设施来带动;
(二)最优规模是由
相对于邻里,分区曾被视作是功能专门化的地区,建立在高度由专业化必将带来高效率的观念基础之上。但随着信息革命和环境技术的发展,严格的功能分区思想已不再被尊为唯一经典,分区也允许多种功能活动来支持,分区的结构则是按照与邻里的结构相类似的方式组织;有清晰的边界和尺度,有具有明显特征的公共空间,有互相联系的环路服务行人,并通过公交系统与更大的区域发生联系。
走廊既是邻里与分区的联接体又是隔离体。在郊区模式中,走廊仅仅是保留在细分地块和商业中心之外无形的剩余空间;但“新城市主义”将其视作连续的具有视觉特征的城市元素,由与之相邻的分区和邻里所确定,并为他们提供进出路径。
“新城市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美国兴起后,近十余年来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其中较有影响的作品包括:位于佛罗里达州Panhandel的倍受称赞的Seaside旅游小镇;洛杉矶内城的复兴规划;被誉为“进步的建筑”的亚利桑那州机动家庭村庄;德克萨斯州国家级的最大的城市更新住宅项目的重建;不列颠哥伦比亚为12000人所建的可持续性“社区”等等。
尽管“新城市主义”在新型社区的设计和开发中已经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尝试,但目前在美国并没有被广泛视为适于主导未来社区发展的模式。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城市主义”的实际设计标准和执行操作还不能完全与北美地区的法规框架相匹配,如目前美国许多消防部门所要求的街道宽度要超过“新城市主义”的建议宽度;另外,“新城市主义”未被很快普遍采纳的原因是因为房地产业高度分隔形成的土地使用分类(如单户住宅地、多户住宅地、零售、办公和仓库用地等),每一种类别都有其不同的运作方式、市场、行业组织和融资来源。
三、郊区化与“新城市主义”两种开发模式的比较;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和大城市规模急剧扩张的形势下,郊区化成为城市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无形的、虚拟的电子化空间(Cyber Space)的发展可以使人们的活动完全超越具体时空的限制,大大拓展了人们与外界联系的范围,也为郊区化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与此同时,也加剧了人们生活的流动和不稳定性,使人们寻求可认同的稳定场所、肯定自身存在价值的愿望也日趋强烈。而“新城市主义”所构筑的以传统邻里为基础、具有多元文化与自然特征的乡村小城镇式的社区模式,正好满足了人们这种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对规划师、设计人员和开发商都应有积极的影响。
对于中国未来的居住社区发展而言,郊区化模式与“新城市主义”理论均会产生有益的影响。郊区化最具吸引力的当属其对自然环境的推崇,用阳光、空气、草地等等,去引发人们心中对美好环境的热爱和向往。而“新城市主义”则将传统的价值观念:多样性、社区、宜人尺度等,作为人类都市理想的基础;它强调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力图去创造一种现代、美好的居住社区,并由此唤起人类住区生活最基本的向往——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是自由地选择生活的权利的,人与人相互依存和沟通,人与都市紧密相连。
但由于目前国内大城市的郊区的各项配套设施尚不完善,生活便利程度和社会安全性与都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可能导致郊区化模式难以达到预期的生活质量。从中国的国情而言,地少人多的矛盾十分突出,郊区化难以避免地蚕食城郊绿化带与耕地,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其次,城市郊区化必将带来大量交通工具的运用,不仅会加大本来已经很紧张的交通压力,而且还会产生环境污染、能源过度浪费等许多发达国家都深受其害的城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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